大关税、贸易战，让全球工厂，绕道而行 - Kering

• Shipgo
• 2025年8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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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真能凭借关税之力将制造业引回本土，当下美国货架理当被“美国制造”所充斥。然而现实却是，一辆在墨西哥完成组装的汽车，其电池模块或许源自中国，发动机部件产自德国，软件来自印度，最终以“墨西哥制造”的身份进入美国市场。

关税并未令生产活动消失，只是让生产绕行了更为曲折的路径。

路径的延长，带来了成本的攀升，以及透明度的降低。

真正发生改变的，仅仅是企业采购、制造、销售、融资以及规避风险的方式。

过去乃至当下，仍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两大强国间的直接对抗，但关税在法律层面针对的是进口商品，在经济层面却是沿着整条供应链进行分摊，它改变的是价格、供应来源、投资决策以及工厂布局。

一个零件在中国是成品，在越南是中间产品，在墨西哥是组装部件，在美国则是最终商品。对最终商品征收关税，会改变市场竞争格局；对中间产品征税，则会改变进口国工厂的成本结构。

政策制定者若只聚焦于“受保护的行业”，便会忽略整张投入产出表上引发的连锁反应。

大关税幻觉的核心正在于此：我们误将法律意义上的征税对象，当作经济层面的负担承担者；误将国家边界，当作生产边界；误将中美直接贸易额的下降，当作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减弱。

关税记录在海关，账单却落在工厂

从关税的账面上看，我们知道是进口商向海关缴纳费用，政府获得收入，外国出口商可能利润减少，国内生产者或许销量增加。但在真实的经济活动中，这笔账会继续向下传导。

进口商能否压低价格？国内生产者能否找到替代品？消费者能否接受价格上涨？工人是否会因订单减少而失业？每一个环节都决定了关税负担最终由谁承担。

成品关税与中间产品关税，其效果截然不同。

对成品征税，会直接改变该产品在目标市场中的竞争地位。

对中间产品征税，则相当于给进口国的制造环节增加了一道生产税。

钢铁关税或许能帮助钢铁厂，却会压制机械、汽车和建筑行业。对中国电子产品征税，可能将中国成品挤出美国市场，但同时也抬高了美国企业使用中国零部件的成本。

关税表面上针对的是外国供应商，实际上会进入本国工厂的成本核算表。

从2018年到2019年底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从2.7%升至13.8%，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则从5.3%升至16.2%。

这两个数字经常被引用，却容易掩盖另一个事实：两国对第三国的关税走向存在差异。

美国对第三国的平均关税从1.2%微升至1.5%，而中国对第三国的平均关税则从2.6%降至2.1%。这意味着，在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同时，第三国所面临的相对竞争条件发生了变化。

一些生产商获得了机遇，另一些则发现原有的订单被重新分配。

关税负担是否会转嫁给消费者？贸易战第一阶段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美国关税的很大一部分，通过进口价格转嫁给了美国企业和买家，中国出口商并未大幅降价以完全吸收关税。结果便是，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更具粘性，企业定价更为复杂，央行判断供给冲击也更为困难。

关税并未消失，它只是换了名字，变成了更高的进货价、更长的库存周期、更昂贵的融资以及更慢的交付速度。

这里还有一项常被忽视的政策错误：仅按成品划分产业，只保护看得见的工厂，却低估了对进口投入品的依赖。

产品越复杂，原材料越国际化，这种风险就越大。

贸易政策若只着眼于最终产品，就可能将保护措施转变为成本冲击。

受保护的工厂或许能接到更多订单，但下游工厂却可能因此失去竞争力。整体经济影响来源于这些相互抵消效应的总和，单个受保护企业的成功并不能代表全局。

因此，关税真正打击的是生产函数。企业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须重新调整生产函数的地理坐标。

工厂是否搬迁，取决于供应商网络、技术工人、基础设施、认证体系、融资渠道以及贸易协定。

低工资只是其中一个变量。

关税提高了直接贸易成本，企业便会寻找新的路径。

工厂更换了地点，依赖关系更换了路径

贸易战最深刻的变化，出现在生产地理布局上。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部分领域有所下降，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却通过第三国得以延续。企业将单个制造环节迁至墨西哥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、东欧或土耳其，同时继续从中国采购零部件、机械和原材料。

产品的可见原产国，其变化速度比真实增加值来源的变化更快。

从统计数据上看，中美直接贸易减少；但实际上，中国中间产品通过第三国进入美国的价值可能依然存在。

这就产生了一种统计幻觉。

海关记录的是直接流动，而投入产出表记录的是增加值来源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能下降，但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未必会改善。中国对美出口可能减少，但中国对全球的中间产品出口可能增加。

原产地规则、当地附加值比例以及海关检查，正在成为生产地之间竞争的关键因素。

企业若仅将成品转运至第三国，当地几乎不会产生附加值。若将组装、加工、测试、包装或零部件制造转移过去，当地的生产和就业才会增加。在现实中，真正的产业转移与微小的原产地变化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。

一项覆盖前50大经济体的企业地点数据研究表明，2018年的平衡数据集包含约770万个企业地点，到2022年已增至约1080万个。数据记录了公共和私营企业、地点、行业、就业、收入及所有权结构，其中包括超过20万家跨国公司子公司。

将公司数据与商品层面的海关信息及投入产出表相结合后，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的分化：美国关税对第三国跨国子公司销售的影响显著为正，而对纯国内运营企业的反应则弱得多，甚至在统计上不显著。

贸易转移主要发生在全球企业网络内部，东道国的本土中小企业未必能自动受益。

跨国公司有何优势？例如，一家在东南亚已有子公司的中国企业，可以将订单、设备、人员、最终组装及质量控制在企业集团内部重新分配。一家美欧企业也可以将原本从中国采购的产品，改为由墨西哥或东欧的工厂供应。

它们拥有现成的管理结构、供应商关系、融资方案及认证体系。

生产转移并不等同于所有权、技术或战略控制权转移给了东道国。发展中国家若仅依赖低工资和关税差异，可能只会获得过境组装环节，而无法获得真正的产业能力。

中国的关税措施，则展示了全球价值链的互补效应。

许多美国出口产品包含第三国部件。一辆在美国组装的车，可能装有德国发动机部件、日本电子元件、墨西哥线束以及欧洲特种钢材。

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后，该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下降，美国最终组装量减少，第三国配套零部件的需求也随之萎缩。供应商会失去订单，即使其产品并未直接受到中国关税的影响。当供应商深度嵌入客户的特定生产系统时，这种互补效应尤为明显。

经过专门认证的变速箱、定制的控制单元、特定型号的模块，短期内无法转售给其他买家。

一个终端市场的丢失，整条专业生产链都会受到冲击。

第三国所面临的局面因此十分矛盾。

一方面，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变得更贵，一些地区获得了生产、出口和投资的增长。

另一方面，美国商品在中国失去竞争力后，可能转向其他市场，在那里加剧对当地或欧洲供应商的竞争。

第三国同时承受着两种压力：作为美国出口商品的供应商，需求减少；在其他市场，又面临更多美国供应的竞争。结果并非普遍受益，而是需求和价格压力的复杂再分配。

因此，中游企业处境最为艰难。它们处于价值链的中间位置，既非原材料巨头，也非终端品牌。

它们既要承担受影响中间产品的成本上升，又要面对客户需求的下降。

它们没有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，无法快速将订单转移到另一个国家。

它们可能同时受到关税、原产地规则、合规成本及融资压力的挤压。

跨国公司则利用其全球布局作为缓冲，抢占市场份额，并收取网络租金。若能跨法域组织生产、融资、物流和合规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将关税的外部性内部化，将政治摩擦转化为套利机会。

从金融角度看，供应链的延长从来不是免费的。原本是中国直接出口美国，现在可能变成了中国到越南、越南到墨西哥、墨西哥到美国。

每多一段路径，就多一层库存、应收账款、跨境支付、外汇对冲、保险和贸易融资。

营运资本占用增加，融资成本也随之上升。

贸易融资、保理、物流地产、海关合规软件以及供应链金融，将成为结构性的受益者。而依赖单一市场、无法外迁的中游企业，则将面临现金流压力。

宏观层面，商品通胀更具粘性，企业定价更为复杂，货币政策对供给冲击的识别也更加困难。

所以说，关税并未消灭供应链，而是让供应链变成了一项更昂贵的金融业务。

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，是两个核心加多个连接器。

美国主导安全、技术及部分市场联盟，中国主导制造、中间产品及部分资本网络，而墨西哥、越南、印度、东欧、土耳其、摩洛哥则成为连接器。

下一场竞争比拼的是什么？

欧洲常自认为是中美贸易战的旁观者，甚至能坐收渔利。然而，全球价值链的互补效应使得这种想法十分危险。

欧洲工业，尤其是德国模式，依赖于出口最终产品及全球中间产品。

美国商品在中国因报复性关税而失去竞争力，美国最终组装量减少，欧洲供应商的订单也会随之减少。美国商品转向其他市场，欧洲企业又会在那些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。

欧洲并未直接加征关税，却可能同时面临需求减少和更激烈的价格压力。

欧洲真正缺乏的，可以称之为“连接器主权”。

美国主导安全与技术联盟，中国主导制造网络与中间产品供应，而欧洲则规则繁多、执行分散、能源成本高昂、资本市场碎片化、产业政策协调缓慢。

它既不能像美国那样借助安全和技术联盟重塑供应链，也不能像中国那样利用制造网络和中间产品供应来影响全球生产。

德国工业的效率优势，建立在全球中间产品顺畅流动的基础之上。当供应链政治化后，效率优势会被合规成本、市场碎片化及能源成本所侵蚀。

下一场竞争，比拼的是连接能力。关税只是旧工具，规则才是新武器。

原产地规则决定谁能享受优惠，出口管制决定谁能获得技术，投资审查决定谁能购买资产，数据跨境决定谁能掌握信息，碳边境税决定谁承担环境成本，产业补贴决定谁能在本土扩大产能。企业选址不再仅仅考虑工资水平，还要看基础设施、贸易协定、法律确定性、工业网络以及快速吸收额外产能的能力。

国家若只盯着关税的高低，就会在新规则的竞争中落后。

目前而言，趋势已经形成。

中国可能从最终产品出口转向中间产品、资本品及海外直接投资，贸易顺差可能转移，但增加值控制权可能得以保留。

美国通胀将具有粘性，因为中间产品成本上升和供应链绕行推高了企业成本。

欧洲若不能统一产业政策、降低能源成本、建设资本市场联盟、推动贸易协定、培育本土连接器企业，德国工业模式将持续承压。

第三国则会继续分化：有的国家借此机会升级产业，有的只得到过境组装环节，有的则在需求再分配中受损。

金融市场也会提前反映这些变化。

连接器资产、物流合规、工业软件、贸易融资、关键中间产品龙头，存在结构性机会。而单一市场代工、无法移动的中游企业、依赖单一大客户的供应商，风险最高。

投资者若只看双边贸易差额，就会错过重要变化，例如增加值来源、网络控制权以及规则制定权这些……

现代全球贸易的真正货币，是网络适应能力。关税不会摧毁供应链，它只会让供应链变得更长、更贵、更复杂。

跨国公司已经学会在政治摩擦中收取租金，而中游企业和消费者却在支付供应链延伸税。国家若想获胜，需要建设节点、制定规则、投资于基础设施、教育及法律确定性。

下一个十年的赢家，属于最擅长组织网络、最擅长连接规则、最擅长吸收冲击的经济体。

关税幻觉越早被打破，政策越早从筑墙转向连接，产业越早获得真正的韧性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东针商略”，作者：东针商略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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